自贸区成为让进一步改革开放全盘皆活的棋眼
自贸区是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战略的试验田。我国在多双边、自由贸易区、投资协定谈判中的敏感内容都可以先拿到自贸区进行压力测试，守住底线红线，把握开放力度、速度和可承受程度，避免盲目冒险。比如，上海自贸区将负面清单从最初的190条减少到139条，再减少到122条，90%以上的外资企业通过备案设立，改变“逐案审批+产业指导目录”的传统方式，试行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。在贸易便利化方面，有“先入区、后报关”、“一次申报、一次查验、一次放行”、“单一窗口”、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等60多项举措，通关时间缩短40%左右。金融方面推出51项措施，在资本项目可兑换、人民币跨境使用、利率市场化、外汇管理4个方面先行先试。开放试验正逐步结出果实。
结构调整，加快经济转型升级
经济转型升级是我国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。近半个世纪以来，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少数成功迈入发达经济体行列，多数则停滞不前。一些拉美国家陷在“中等收入陷阱”中已达60多年，这与其对国内产业保护过度、致使产业缺乏竞争力不无关系。可以说，开放停滞是导致创新不足、经济结构固化的重要原因。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离不开创新驱动和结构优化。相比于科技创新，制度创新是我国经济的短板。在世界知识产权委员会公布的2014年全球创新指数中，我国知识产出排名世界第二位，但制度创新排到第一百一十四位。对此，上海、天津发挥自贸区、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联动优势，深化知识产权、科技金融、人才流动等体制改革，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结合，研究成果转化加快，高端人才开始聚集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速实施。
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我国自贸区的共同特点。上海自贸区在自由贸易账户上已实现本币和外币自由兑换，下一步将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先行先试，方便企业和个人开展境内外投融资活动，同时还将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。这有利于提高服务业质量和比重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。广东自贸区将通过加工贸易转型升级、打造区域发展综合服务区等，推动产业发展。天津自贸区也在积极打造制度创新高地、转型升级引擎。各自贸区还通过与全球供应链、产业链对接，紧跟世界先进制造、服务创新步伐，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，加快国民经济优化升级。
规则重构，扩大发展的国际空间
目前，全球正面临二战后最大一轮国际经济规则重构。在金融规则上，美国无视国际社会要求，拖了5年仍未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调整方案；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不履行应尽国际义务，量化宽松政策的推行与退出都给世界带来“负外部效应”。在贸易投资规则上，美国力推“两洋战略”，其要旨是试图为国际经贸规则树立“新标杆”，主导国际经贸规则走向。我国如果不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，不主动参与和引领规则重构，在规则重构中应对不力，就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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